贵大新闻网讯（文字 庞爱忠 姚依红）云贵高原的晨雾，四十多年来，常常是先漫过程安春的肩头，才散向远山。
程安春，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院长。他从黔南长顺那片曾被贫困深锁的土地走出，是布依族的儿子，也是一位与禽病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学者。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不是饥饿，而是生产队饲养的邻家鸡鸭莫名病死时，大人们站在圈舍前沉默不语的神情。那种无言的愁苦，像一个伏笔，埋进了他日后半生的选择里。
高考那年，他是全班唯一一个填报动物医学的人。不是不懂得趋易避难，而是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来路——那片土地上，缺医少药，畜禽暴毙常有，农户赖以贴补生计的鸭鹅，说没就没了。那一纸志愿，是他对乡土苦难最朴素、也最郑重的回应。
毕业后，他主动去了贵州基层畜牧兽医站。泥泞的山路、低矮的圈棚、农户手里抱着的病死畜家禽，成了他最早的课堂。基层跑得越久，他便越清楚：光有热情远远不够，得学到真本事，才能帮老百姓真正解困。于是再求学，再深造，最终选了一条彼时鲜有人看好的冷门赛道——水禽疫病研究。
旁人劝他往热门方向走，他却记得故乡农户的眼神——那种看着家禽成片死去却无能为力的沉默，像一座座无言的大山，沉甸甸的压在他心里。中国水禽饲养量占全球七成，无数养殖户靠鸭鹅谋生。水禽疫病一日不破，万千农人的生计便一日悬着，他的心也跟着没有着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鸭传染性浆膜炎在四川、贵州等养鸭主产区骤然暴发。鸭群成片染病夭折，养殖户数年心血付诸东流。而当时，全球数十年科研探索都未能研制出有效疫苗。无药可防，无苗可医。
程安春看着接踵而来、抱着病死种鸭登门求助的养殖户，心里只一个念头：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
缺经费，他便将自己的科研经费让给同事，自己则转身奔走于养殖企业，靠产学研合作筹措资金；缺仪器、实验原料紧张，他便带着团队踏遍全国十余省的养鸭场。风雪封山的隆冬、暑气蒸腾的盛夏，田间圈舍里，总有他俯身采样的身影。全国各地养殖户源源不断寄来的病料，成了实验室里最珍贵的底气。
二十年寒来暑往，无数次菌种选育、胚体传代、配方调试。失败，复盘，再失败，再复盘。走过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又重新拾起起点。
终于，国际首个鸭传染性浆膜炎灭活疫苗问世。它斩获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打破了全球无药可防的僵局。紧随其后，我国首个可同时保护雏鸭和种鸭的鸭病毒性肝炎弱毒活疫苗落地，终结了国内无对应防疫疫苗的历史。
两项疫苗推广后，全国水禽养殖病死率大幅下降，养殖成本锐减，不仅为行业创造了超两百亿的经济效益，也减少了兽药残留对水土、餐桌的污染。
纸上科研，真正落了地。
但这远不是终点。此后多年，他带领团队探明鸭瘟、鸭坦布苏、鸭甲肝等多种烈性水禽疫病的致病机理，在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等国际顶刊发表SCI论文三百余篇。他们率先攻克黄杆菌自然转化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自研的基因编辑技术被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广泛使用。十七种自研新兽药陆续获批，带领团队获得十余项省级科技大奖。
可程安春最在意的，从来不是论文和奖项。他的书桌前堆满各地养殖场寄来的疫病样本，行囊里常备着下乡调研的记录本。一边在世界顶刊书写突破，一边俯身田间地头解决最细碎的难题——这是他四十余年如一日的姿态。
“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即便投入一块湿毛巾，也会燃烧起来”。在教学、科研上，他有一个“旺炉理论”，而他，是那座炉的烧炉工。清晨七点，实验室的灯便亮了；深夜十一点，科研楼里仍有师生伏案研读。他严谨到会逐字修改学生论文里的标点，也会在学生海外求学受阻、家人反对、几乎走投无路时，亲自写信鼓励、筹措经费，支撑他们走完课题。许多毕业生放弃名校邀约，选择留在贵州、留在川农。他们说，在这里，看见了科研扎根大地的真正模样。
四十余年光阴流转。从山间求学的布依族少年，到世界顶尖的禽病专家，程安春的足迹始终绕不开贵州的山水农田。如今，作为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院长的他，寒暑时节仍会带队奔赴乌蒙山、石漠化片区的偏远村寨，踩着冰雪山路深入养殖户家中，手把手传授疫病防控技巧。
黔地青山连绵，鸭鸣岁岁如常。他把一生的科研理想与育人初心，融进了云贵高原的田园阡陌。在实验室与养殖场之间，程安春走出了护禽之程。
【记者手记】国家技术发明奖、国际顶刊论文、十余种新兽药……走近那些年在鸭棚里采样的故事，记者才渐渐明白：这些成果的背后，不是什么传奇，而是一个学者日复一日的跋涉抵达。程安春很少用宏大的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永远是：“老百姓养一棚鸭不容易。”他的故事本身就有一种从容的、不慌不忙的力量，不需要太多修饰，只需要被好好讲出来。科研可以很高远，也可以很接地气。一个人可以既登顶国际前沿，又俯身乡土田间。而这种“顶天立地”，不是口号，是用四十多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编辑：庞爱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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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姚作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