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2024年7月1日，贵州大学党委行政组织开展了看望慰问老同志老党员活动。校党委书记杨未和校长宋宝安院士，先后来到李守仁、李祥、吴汉良等老党员家中，为2024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送上祝福和政治生日卡。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近期，校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联合开展“光荣在党”系列人物报道，通过老党员老同志的自述、问答、采访等形式，记录他们的事迹。
李守仁，95岁，河南商水人，汉族，1929年8月生，1949年7月1日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昌都战役等，荣获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三等功多次。守护西藏近30年，1980年转业贵州农学院，1991年3月退休，原贵州农学院人事处处长。
7月1日，校党委书记杨未一行人走进李守仁家时，他说：“我这个人什么兵都当过，那个时候，我们是最苦的。我当兵好多年，他们都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小鬼。”
2024年7月李守仁接受采访
随后，记者两次走进李守仁陈设简单、简洁的家。初次见面时，李守仁身着淡蓝色的衬衫短袖靠坐在沙发上，用地道的河南话高兴地讲起杨未书记到家中的情形，他感叹，竟然这么快就有人来写他的“材料”。再度提起入党当兵往事，李守仁滔滔不绝，回忆不断。
学生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入伍的，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李守仁：1929年，我出生在河南商水，贫农家庭。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我是家里的长子。父母相继去世后，我就抚养一个弟弟，一个妹妹。1948年，我被别人卖给国民党当壮丁，我不愿意，没多久我就到豫皖苏独立旅八团七连当兵，淮海战役以后豫皖苏独立旅组建为十八军，我被编进五十三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从兵开始当，当过班长、副排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军分区警卫营副教导员，后又到西藏山南军分区农场当协理员，负责组织工作。
学生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入党的？
李守仁：1949年2月，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我的指导员跟我谈话，说我太小了，还不到二十岁，那时入党是要三个月，我们如果入党支委通过是有张纸的，指导员会收到挎包里的。后来有了战争，指导员负伤了，挎包就没有了，啥时候就转正了我们不是很清楚。前段时间看到他们写我的党龄，才知道7月1日是我的政治生日。
1950年获得特等功
学生记者：您入伍后先后参加过哪些战役？在这些战役过程中，您最深刻的是什么？
李守仁：我参加的战役那可多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开始的，是大战役。淮海战役以前，我们部队开始是外围参战，搞铁路那些细节问题。淮海战役很惨烈，我们部一个营上去，剩不了几个人下来，当时国民党武器很精良，前面几个营打剩的人都补到了我们连，所以我们连人比较多。后来我们开始渡江训练，我们从河南到湖南，到湖南以后，我们十八军的任务变了，出湖南就先到了贵州，11月就解放贵州了。当时贵阳的房子都是茅草房，我们到大十字去领补给，是一双球鞋，贵州天天下雨，鞋子质量很差，没穿多久鞋底子都走掉了。我们后面还是穿从北方带过来的布鞋，那时国家发几双布鞋备用的，再后来走路都穿草鞋了。我们在贵州停留不久，因为国民党往缅甸跑，部队又往云南追击国民党并成功拦截，从贵州到四川到云南又回到四川，参加成都战役，十八军和其他部队从不同方面配合打仗。
学生记者：您获得那么多表彰，立那么多的功，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守仁：我当兵很多年，他们都不叫我名字，叫我小鬼。我是立过不少功的，我最大的功是军里特等功，两次一等功，市里头等功我都得过两次，二等功、三等功很多次。特等功，那是最大的功，年轻的时候就得的。特等功1950年颁发的，21岁。这里有打仗的考虑，还有巩固部队的考虑。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带的班都是整整齐齐的。以前立功，给一个奖状，很简单的。我立功的奖状都寄到我家里了，我弟弟把他拿去敷墙了。
李守仁获得的奖章
学生记者：后来十八军挺进西藏，您跟随部队守护西藏30余年，您当时是怎么进藏的？进藏后的这段时间里您都干了什么？
李守仁：当时五十一师、五十二师先进藏，负责公路维修。进藏后五十二师、五十三师和几个工兵团修机场，修川藏公路，我那时候调整到五十二师了，我的任务就是修路，我们住在甘孜附近。当时是要修到昌都去开庆祝会，我还作了报告。修路的时候苦得很，打炮眼需要东西擦炮眼，我们没有，就撕衣服来擦，所以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我当时还是指导员，给大家扛米，那时候年轻，扛米扛两大包，从桥这头搬到桥那头。我们住的是帐篷，有的一个营一个帐篷，有的一个排一个帐篷，下工晚就睡边上。冬天帽子上的雪积得很厚，睫毛都是冻起的。1954年，公路快修到拉萨，我被调到重庆北碚预校学习文化，当时只有正规连、营的干部才能参加的，预校结束后又进入步校学军事。那时候我在预校还在兼职副排长，我评军衔当时被评为上尉，回西藏军区后被评为少校，后来说都取消了少校军衔。
从步校回西藏军区后，当时所在连的指导员、排长在剿匪中牺牲了，我就接任。他们说：“怎么又来了一个英雄。”当时我们一个班有一挺机枪，打得土匪到处窜。那时部队步兵连主要修路，所以守边防人很少，而且路很多，土匪跑出去了，没有拦截成功。
后来，我所在部队就归为边防了，我被分到步兵连当指导员，后又调到分区警卫营，担任副教导员，做政治工作。1962年，又把我调到山南军区边防二团，先当政治部副主任，后又到朗县武装部当了几年政委。
后来，师长认为我会管家，成立农场后，就调我到农场当协理员。农场有步兵连、职工连，生产厂、大棚，可以自己种蔬菜、土豆，生产酱油醋，加工粉条。农场不好干，全部都是部队家属、爱人，我作为协理员，要带头挖地，我挖多少地，他们就挖多少，还要控制吃的量，不然管不好。我就是哪里需要哪里去，老老实实干，管他职务的大小高低，不讲名，不讲利，都是听党的话，叫干啥就干啥。
学生记者：您和您爱人是怎么相识的，又是怎么成为守藏夫妻的呢？
李守仁：她跟我调到西藏的，是受了点苦。我和她1958年在重庆北碚结婚，我在军队没有休假，1961年写信申请把她调到西藏。我跟她是有点情缘的。她是1934年生的，是贵阳人，贵阳女中的，当时是学联主席、学生会主席，还在贵州省学联，是优秀的人，所以才作为学生代表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我是西藏的代表，我们同属于西南代表团，所以我们在朝鲜就认识了。慰问结束后我就回西藏去了，她回去上学。我到重庆上预校的时候，她考上了西南农学院。后来我到北碚预校，她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在北碚我们就又重逢了，我骑自行车去看她。好玩得很，我们是火箭式的结婚，请了三天假，登记批准，检查身体，领证，到招待所找房子，通知学校。招待所给了我们一间房，一个门板铺床，三天假期以后她就回去了。我们一个连的都去了，花钱也很简单，买点糖，买点橘子。
她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农学院，当时西藏不留大学生。1961年调到西藏到山南乃东担任技术员，做农业技术推广，推广冬小麦种植，大田病虫防治。她没有和我一起，她情况更加艰苦，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她们跟农奴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带定量粮油，找当地最穷的农奴家庭一起住，她也不懂藏语，当地卫生很差，她睡地上，到处都是臭虫。她还把自己的油分给藏民，粮食吃完后吃酥油茶和糌粑，其实没有油。原来乃冬县种青稞产300斤，她去了以后推广小麦，1974年单产400斤，1975年跨黄河产500斤，她的成绩还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过。
李守仁和妻子夏淑文
（夏淑文，1961年在贵州农学院植物保护系任教2年后调去西藏，1980年回贵州农学院 ，副教授，1989年退休。1975年在西藏入党，党龄49年）
学生记者：您后来是怎么到贵州的呢？
李守仁：我有三个孩子，弟弟家养一个，姨妈家养一个，她同学家养一个。老大、老二当时没有考上大学，她母亲又因病去世了，没人看小孩了，那时候我心脏病发了在西藏住院，领导批准我只能住一个月。她写信调回去，她自己又不能调回，必须我调回她才能回去。我们政委说“你不能走，还要再带队”。当时西藏很缺人，老点的兵好多都转业了。
1991年李守仁离退休证上的照片
所以我们必须回来，这样子，就把她的档案拿来，就把她调回贵州农学院了，我调到这里的人事处。人事处的工作也不好干，有很多人找我，哪边都要听。我在贵州农学院组了一个补习班，请了很多老师来上课，帮助好多学生上大学。这是我最满意的。
“叮咚……叮咚……”，上午十点半左右，李守仁家里的门铃响起。爱人夏淑文缓慢起身朝门口走去，嘴里嘀咕道：“送报纸来了”。读报是两位老西藏多年来的习惯。《参考消息》《环球时报》是李守仁每天必看的内容，他拿着报纸向我讲述近期国内外时事，随着年龄液化了的眼睛却依然忽闪忽闪，满是希望和关怀。
李守仁夫妻读过的报纸
文字：方永琼
录音整理：方永琼 陆倩
编辑：庞爱忠
责编：张蝉
编审：李旭锋 龙晓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