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祖武，1943年10月出生于贵州贵阳，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随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陈祖武是我国知名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领域，造诣精深，贡献良多，代表著作有《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中国学案史》《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代学林举隅》等。《中国学案史》一书，为我国第一部学案史，开辟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
今年初冬，贵州师范大学王进教授与贵州大学黄诚教授两人赶赴北京，把陈祖武及其夫人张鸿敏女士迎回了贵阳。因仍在病中，陈祖武先生行动不便，夫人和前来做志愿服务的学生轮流搀扶着他。他们走在贵州大学的校园里，路边的槐树和银杏继续繁盛着，身边走过的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们。拿下头上的渔夫帽，陈老先生驻足环顾四周，嘴里呢喃着，“真好，真好！”
近70载的时光似乎只是刹那。1965年，陈祖武还只是这所高校里的一名学生，热爱读书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读不完的书，而今，他却带着257箱近万册珍贵藏书回到母校，捐赠成立了“感恩书屋”。再次回到贵阳，其原因之一就是为“感恩书屋”正式揭牌而来。
陈祖武先生在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做分享
在参加活动之余，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还邀请他为学生上了几堂有关《中国学案史》和史学研究的课。中国有言“金针度人”，更有“莫把金针度与人”之说，但给比自己小了半个多世纪的“学弟学妹”们上课，陈祖武第一堂课选择了与大家漫谈治学之道与人生经验，将自己一生治学之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倾囊而出。在那个不算大的会议室里，前前后后都站满了人，大家早早来到会议室等待，期待着和这位赫赫有名的“师兄”见面。
穿着整洁朴素，一口乡音未改，说话语速略微缓慢，笑容诚挚，双目炯炯。陈祖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自谦以敬人。这样的形象让在场听课的一位大二学生感到惊讶，“我一直认为陈老师应该是非常严肃的样子。”陈祖武自带亲和力的形象让会议室紧绷又陌生的氛围自动降温，于是在这样家常化的聊天交流下，我们得以走进这位大家波折、丰富、自洽、平淡的人生。
闯入“桃花源”
“我没办法去定义成功的准则，但我知道，要做成一件事，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读书。”陈祖武的话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加上他温和谦虚的口吻，一度让同学们认为他在说客套话。看着大家疑惑的眼睛，陈祖武笑着，慢悠悠地讲完了“老实”和“认真”的故事。
陈祖武成长于一个旧式大家庭，其祖父是贵州很有名的中医，家里有很多书，主要是《金匮要略》《伤寒论》《黄帝内经》等医书，也有一些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还没有桌子高的时候，陈祖武就开始在祖父看病时帮他磨墨，看他怎么写字，怎么开处方。和祖父待在一起时，他常给还在萌芽阶段的陈祖武讲《论语》，教育他要好好念书，好好做人，也经常叮嘱他要“爱人”，也就是友爱他人。
陈祖武先生为同学们的新书签名
过去，陈祖武家住在中华南路的一条小巷子里，家门口有一块很大的黑底金字匾，镌刻着“是乃仁术”四个字。他看不懂，就问祖父是什么意思，祖父便告诉他说：“像我这样为他人治病，就是‘仁术’，也就是‘仁爱之术’。”“爱人”的道理就像一棵蒲公英苗，在陈祖武年幼的心里落根生长、开花播种，直到心中长出一片蔚然之地。
因受家庭熏陶，陈祖武很早就有了一定读书识字的基础，于是便到了由著名教育家陈寿轩先生主办的正谊小学读书。在小学里，陈祖武遇到了谢志坚先生。“我记得谢老师穿长袍，戴金丝眼镜，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他不用教本，而是以故事的形式讲中国历史。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故事叫‘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虽然当时听得不完全懂，但也感受到了中国历史的久远。还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等故事，他都讲得非常生动，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有了对历史的初步认识，陈祖武常常会有意识的读一些书，因此培养了自己写作的爱好，在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他都是班里的好学生，他的作文时常在学校被作为范文诵读。但这样顺利成长的阶段并没有维持太久。1953年，陈祖武的祖父过世，家道中落。因特定时局，他们一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还在读高中的陈祖武也是一样。
陈祖武先生的藏书
生活强烈的反差还未让他适应，刚踏入青春期就要应对孤独的落寞感像乌云一样袭来，把他一整个都罩住。“没有表现的机会，没有发言的权利，生活的艰难让我感到压力重重。”尽管时常与孤独为伴，但陈祖武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加一心一意学习。1961年，他因成绩优异被贵州大学历史系录取。接到通知，惊喜之意涌上心头，可这份惊喜背后更多的是一位落魄少年的无奈。
“我看着我的同学们高兴得欢呼庆祝，而我只能回家蒙头大哭。我心里渴望去上学，但学费、生活费还没有着落。”提到那段艰难的时光，陈祖武眼里衍生出一种悲伤，但他又觉得“老天爷还是眷顾他的”。在已经成家的姐姐和其他亲人的帮助下，陈祖武如愿上了大学。此外，学校还给他发放了助学金，每个月是11块5，解决了他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
陈祖武先生（左三）、张新民先生（左四）与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部分教师合影留念
但大学四年，陈祖武还是吃了不少苦。贵州大学在贵阳郊区的花溪，进城有17公里，因为生活艰难，每个礼拜六吃完午饭他就走路回家，礼拜天又走路回学校。来来回回，那条又长又远的路兜住了他的心事和孤独。但也因此，生活上的艰难激发了他的上进心和求知欲。在学校，他心无旁骛、分秒必争，除了上课、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里读书。 在那些看似枯燥却闪耀着思想光芒的书里，这个跌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那里的美好与安定让他忘却自己的不幸。在一个人的深夜图书馆，当他借着微弱的灯光翻开那些发黄的书页，一个个被记录史册的圣贤们与这位贫困又窘迫的年轻人相遇了。
向史学大门走去
在那堂漫谈的交流会上，陈祖武多次向母校表达了感谢。在贵州大学学习期间，他曾受教于姚公书、张振佩、张汝舟等诸多学者，而学问根底得益于时任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张振佩先生。
在陈祖武记忆里，张先生是一位常常讲课到“忘我”的老师。“当时，学校的学习环境艰苦，每到冬天，寒冷的气流就止不住地往教室里钻。张先生讲到兴高时，鼻子被冻到流鼻水都没察觉到。”老师认真教学研学的态度潜移默化感染着陈祖武，对其一生为人与为学影响甚大，引导他认识到什么是“六经皆史”、什么是“以经证史”和“以诗证史”，是对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次发蒙。“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老师们成系统的教学把我送到了做历史学研究的大门口。”陈祖武说。
陈祖武先生回贵阳后积极参加母校举办的活动
1965年，陈祖武从贵州大学毕业。那时，毕业生们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当时云南接受安置的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大、清华、复旦、武大这样的名校。贵州大学在其中并不起眼儿，上百号人中留在昆明的大概只有15人，陈祖武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分在了昆明粮食学校，教授语文。然而，他只教了一年书，那场浩劫就开始了。
学校教师队伍被解散，大多数学生去了边疆当知青，而陈祖武自己也被下放到昆明郊区的凉亭粮食转运站，扫仓库、扫车皮，和装卸工人一起劳动。尽管如此，陈祖武依旧对生活抱以热情，他时常与工人们一起学习交流，和一名热爱读史书的工人结交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期间，阅读和学习又重新回归他的生活重心。
去昆明时，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近代卷》，另外一本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他笑言，这两本书都是自己攒了很久的钱买的。在昆明工作时，因为生活拮据，为了读书，他常常会去图书馆借一些书来誊抄，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学习阅读需求。
感恩书屋里，陈列着陈祖武先生的誊抄书稿
多年的积累在关键时候派上了用场。陈祖武的写作才能被发现，他被借调到市委机关部门做文书工作。虽说已进入核心机关，但他的内心仍然向往求学读书。有一天，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郑天挺先生写的呼吁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文章，于是就给郑老写了封信。没想到对方很快就给陈祖武回了信，鼓励他说现在还在筹备，具体什么时候恢复招生还不确定，让他好好准备功课。
1978年，对于新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也是一个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关键时刻。其中，恢复研究生招生政策的出台，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契机。正是得益于这一时代新转机，事先准备充分的陈祖武幸运地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研究生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硕士生。在导师、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的指导和引领下，开启了研治中国古代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的问学之旅。
考上研究生时，陈祖武已经35岁了。相比于院里的其他同学，他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成熟，工作经验、学习积累让他在完成老师安排的教学作业时也更加轻车熟路。“我每个月交的读书报告，杨先生都只是批了几个字便认可了，他每个月见我一面，有事就给我写一封信。”杨向奎先生是马列主义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山东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和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都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杨向奎先生的主张对陈祖武影响极大，几乎奠定了他为学的基础。
1981年，陈祖武硕士毕业后，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30余年间，他孜孜于学术的探究、深化和开拓，推出许多厚重而富有新意的科研成果。在研治清代学术史上，他撰写出版了《清初学术思辨录》《清儒学术拾零》《清代学术源流》等论著，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对中国古代学术载体之一的学案，做了详细梳理和溯源。《中国学案史》的问世，更是填补了学术上研究“学案”的空白，开辟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
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怀祺先生撰文评价称：“这是近年史林中又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案史》一书不仅在讨论中国学术史问题上，有自己的整体的思考，而且在一些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上，详细占有材料，阐发了自己的独到看法……这本著作反映了陈祖武同志的求实学风。”
真性情之人
“我平生嗜书如命，我把我的书都捐走，离我远远的，一些老朋友得知后有点担心的问我，是不是要准备后事了？”
感恩书屋揭牌仪式出席嘉宾合影
筹办了近一年，“感恩书屋”终于于今年10月在贵州大学落成。在揭牌仪式上，陈祖武强撑着身体讲了10分钟的话。他有很多话想要表达，关于书、关于大学、关于老师。亲和的口吻传递出了一种急迫，因此也道出把毕生所有藏书捐出的原因。“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每天关注消息，后来越来越严重，我心情也受到了影响，一下子就病倒了。去了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那段时间不能读书看报，更不能思考，偶尔想一点问题，大脑就像浆糊一样了。”
对于一个“职业读书人”来说，剥夺读书的权利就像是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我病倒了，我的这些书该怎么办呢？”在家休养的日子，陈祖武一直为自己的书担忧，在和家人商议之后，他决定把书捐给家乡。于是他电话联系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老馆长顾久先生和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决定把书送回母校贵州大学。257箱近万册珍贵藏书就这样从北京来到贵州，当书屋腾出来时，张新民教授问陈祖武先生，“您看叫个什么名字好呢？”陈祖武不假思索的回答道，“那就叫感恩书屋吧，我感恩先生们的孜孜教诲，也希望年轻一辈延续好学之风，把这份师生恩情传递下去。”
贵州大学感恩书屋
讲台上，他回到最初那个话题。“我给我的朋友们说，不是在交代后事，只是想让这些书找到一个比我家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说完，他又笑了起来，皱纹和喜悦之情深深地印在脸上。活动结束之后，陈祖武去参观了新建成的感恩书屋，在那间极具古风雅韵的屋子里，一本本珍贵藏书落在它合适的书架上，让人有种崭新的错觉。陈祖武在书屋里走了一圈，转头向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一行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给它们安了一个这么好的家。”
同样已到古稀之年的张新民先生是陈祖武的至交，两人在为人为学问题上有着几乎一致的价值观——孜孜以求，踏实笃行。今年10月中旬，“清水江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也是陈祖武回到贵阳的原因之一。“新民做学术研究求实笃行，清水江文书问世不容易，这本文书是他多年的心血，我一定要来祝贺他。”到贵阳的10多天，两位老先生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探讨学术，访问故地。
陈祖武（右一）与张新民先生（左一）在感恩书屋合影留念
陈祖武的恩师张振佩先生是张新民的父亲，两人还是青年时就已相识。当两位老先生坐在一起谈起张振佩先生时，陈祖武还是会止不住热泪盈眶，在他心里，始终留有遗憾，“先生的惜才培英之情、人生知遇之恩，都没来得及一一报答。”张新民评价陈祖武是一个真性情之人，“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他谦道自主，从不夸耀自己的成果。而是一直关注乡邦，心系母校，关心学校历史专业的发展与学科建设，重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贵州师范大学王进教授一直用“深情”来形容陈祖武。早在上研究生时，王进就已拜读过陈祖武不少文章著作，那时就已在心里对这位史学家有了景仰之情。后来因缘际会，得以与陈祖武相识相交，多有接触。而陈祖武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学人也有着一种信任的热情，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打趣说，“除了我老伴，最了解我的恐怕就是王进老师了。”
陈祖武先生在感恩书屋参观
对此，王进谦虚地说，“承蒙陈先生的谬奖，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前辈学者对年青后学，特别是对家乡后学的鼓励与期望。在我看来，陈先生是一个‘深情’之人。中国人讲‘情不知所起，然一往而深’，陈先生对国家、对民族、对学术、对桑梓、对家庭、对师友有着浓厚的深情。这样的深情发之于外，表现于他的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表现于他的谦卑宽容的高尚人格等诸多方面。陈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闻名于海内外，道德文章为人所敬仰，但是他却将毕生藏书捐献母校，并且谦卑地取名为‘感恩书屋’，这也是其表现之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没有一往之深情，也就不可能有外在的辉煌事业和高尚人格，而我们今天最为缺乏的或许正是这一深情，所以，溯流探源，探究陈先生深情之所起；见贤思齐，弘扬其深情之所现，此当是我们后学特别是母校、家乡后学之重要任务。”
平和、柔顺、不争，这是陈祖武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人生的苦楚，被他用知识的探求、文化的智趣、历史的参照给一一化解，反之，他对生活有着坚韧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在历史学院上的几堂课上，他反复告诫年轻的学子，“不管是为学还是为人，要经得起磨难、不卑不亢与生活并行、踏踏实实读书做人，终有一天‘老天爷’不会辜负你，这个‘老天爷’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而是切切实实的人民大众。”
两个人的“安贫乐道”
贵州大学黄诚教授还记得第一次去陈祖武家里的场景。“他们家很小，房间陈设极简单，除了书桌、板凳等，没有过多家具用品，房子里三分之二的面积都拿来装书。他的身边堆满了书，它们从地板爬到天花板、墙壁上，像是围城一样把他围在其中。”尽管家里的场景常常让人惊讶，但陈祖武和夫人张鸿敏都表示习以为常、乐在其中。
捐书前，陈祖武先生在家整理文献典籍。图源自央视网
“他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我也不喜欢过于复杂，生活上尽量从简，唯一常做的事就是给他买书。”张鸿敏是天津人，待人待客有种天生的热情。她说话声音洪亮，做事敏捷，喜欢亲力亲为，看起来十分精神。两人结婚几十载，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方式。在陈祖武的生活中，张鸿敏一直承担着“守护者”的角色，为他买书、整理书，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平日里也尽量和他的生活步调保持一致，为他腾出一个更好的思考空间。
不过，这些在张鸿敏看来，都不算事。“他做的研究项目也好，还是为学生改论文也好，都是好事，我也是懂大义之人，全力支持。”张鸿敏笑着，清脆的笑声让大家倍感温暖亲切，会让初次拜访的客人自觉放下紧张的神经。还未退休前，张鸿敏是中华书局的一名职工，为此，每到丈夫需要买新书时，她都会尽力给他买来，日积月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许多书都是张鸿敏亲自“淘”来的。
当陪伴了两人几十载的书全部都“搬家”而走，张鸿敏心里有一种“高兴的失落感”，那样的感觉她形容就像是年轻时去当知青离家的感觉。“大家在火车上兴高采烈，唱着歌迎接新生活，心里是高兴激动的，但是当火车发出呜呜的声音，开始出发时，大家又都哭成一团，因为心里知道，我们真的离开家了。”说到这，张鸿敏的眼睛有一丝丝红润，不过转而被笑容掩盖。“不舍是因为那是他（陈祖武）大半辈子的伙伴，不过我明白，没有哪里比让它们到高校继续发光发热更适合做它们的归宿。”
陈祖武先生捐赠的部分藏书
一个性格直爽，不用仔细端详就能发出像强线光般热情的人和一个谦卑内敛、温润如水般的人相守相伴过了大半辈子。这其中，自然有他们的“相处之道”。
陈祖武觉得自己实在是幸运。若没有老伴自觉成为家庭中那个去照护其他成员和承担所有家务劳动的人，他也不可能安安心心搞学术研究，去完成那些项目工作。她作为照护者的巨大付出，也不只体现在日常生活。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许多阶段，都有妻子张鸿敏的护佑和支撑。而在妻子看来，两人的生活也会有冲突和矛盾，但都在相互磨合、理解中慢慢消除了。
回到贵阳的日子，两人就住在贵州大学的专家公寓楼，院子里花草丛生、一棵上了岁月的桂花树还在蓬勃生长，风稍稍吹动，花香就往房间里飘，“好安逸的味道。”陈祖武笑着，邀请前来拜访的朋友们共赏花，“回来贵州这几天，老先生心情愉悦不少。”张鸿敏也笑着说道，“只要他开心，我们都开心。”
在北京的家里，三天两头都会有人来拜访请教，几十年如一日，有时候是学生，有时候是媒体。张鸿敏也不厌其烦，热情招待客人。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家里太小坐不下，前来求教的人主动分批进来，一批进来后另外一批再进去。张鸿敏发现后，就在家里买了许多小凳子，硬把站在外面的拉进来，“这怎么行呢，挤着坐都要进去。”“对人对事，她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陈祖武说。
陈祖武先生与张鸿敏女士在感恩书屋合影
在贵阳这几天，张鸿敏也陪着陈祖武参加了几次活动。每看见老先生站在台上吐露心声时，张鸿敏都会忍不住掉泪。王进告诉记者，“师母是个内心柔软，有大情义之人。陈先生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两人付出的成绩。”在参观感恩书屋时，王进热情邀请陈祖武先生和夫人张鸿敏站在书中央合影，“陈先生是书的使用者，师母是书的守护者，家乡学人感谢您们的付出。”听到这话，师母多有动容……
照片将那一刻定格下来，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高兴地坐在书架中央，连同背后的史书典籍一同映入镜中。
学人之路无穷尽
无论在哪一个场合，哪一篇文章，陈祖武都称自己为“学人”。已经79岁的他从来没停止过对学问知识的好奇心，在家时，只要有空便会一头扎进书里，去寻找他心中迷惑不解的答案。同时，他也积极参与一些文化教育项目。现在，他依然还有很多工作没完成，“我目前正在参与一个列入‘十四五’规划的图书编撰工作，名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已经出了50部，还有一半没有出来，我还要和同仁们一起努力把工作完成。”
陈祖武先生整理的部分文献典籍
陈祖武将清代学术史研究纳为自己毕生致力的事业，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身上带着一种朴素的坚定，“学史是为了走向更好的未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所有人的事。”硕士毕业时，陈祖武选取了清初大儒顾炎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看来，研究顾炎武，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现实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84年，陈祖武出版了一部研究顾炎武的专书——《顾炎武》，而在他的代表作之一《清初学术思辨录》一书中，也再辟“务实学风的倡导者顾炎武”专章，对顾炎武的生平学行、社会政治思想、经学思想、文学思想等，进行了更为详细深入的探究。
他研究顾炎武，同时也学习顾炎武。2013年，适逢顾炎武诞辰400周年，陈祖武撰写《高尚之人格不朽之学术》一文，提炼出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言耻为先，将为人与为学合为一体”等学术观点。而在自己的漫漫长路中，这些精神也成为陈祖武自励的座右铭，而且常常用来激励、引导后学。
陈祖武先生参加“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百年经验总结”暨“清水江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
在陈祖武的治学历程中，始终对文献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并用了很大精力从事文献典籍的整理。他编辑整理的《清儒学案》《榕村全书》《李塨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等书目多达几百万字，为了力求精准，他坚持不用电脑，就趴在书桌前，一笔一画点校、批注了上千万字的文献。而这一初衷得益于业师杨向奎先生和郑天挺先生的教诲，“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郑天挺先生就跟我说，要牢记历史学的特点，做到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这些话使我终身受益。”
陈祖武先生最新出版的手写版《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
自1981年至今，40余年的时间里，陈祖武孜孜不倦学习研究，为学科建设和历史学的繁荣、中外学术间的交流，作出了成效显著的贡献。前不久，他手写的《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上下两本）正式出版，书中一笔一划都是他倾注的心血，该书出版后倍受业界关注。张新民评价他的学识，“陈祖武先生之学，上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家道统，下继章太炎、梁启超、钱穆三家学风。对清代学术有湛深研究，其中尤以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探讨，最受世人称道。”央视曾以《中国学案史》为主题，给他做了专题人物报道，“陈祖武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刊文称，“陈祖武在史学教育领域辛勤耕耘，春风化雨、循循善诱，为我国史学研究薪火相传竭诚尽智。”
面对外界的夸赞与评价，他会诚恳地向对方致谢，同时也会加快自己的步伐，力求把每一件事做好。于是，他的“学人之路”拉得越来越远，认真读书成为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副总编辑、编审张发贤被陈祖武身上的“认真特质”深深感动。2014年9月，孔学堂书局、《孔学堂》杂志建社创刊座谈会在京召开，特邀陈祖武先生参加座谈会。陈祖武认为，“《孔学堂》杂志中英双语的办刊定位很高，在我所见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只此一家”，并为家乡这家应时代而生的出版社和杂志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张发贤还记得陈祖武先生当时的殷殷嘱托，希望书局杂志“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后来，张发贤和书局杂志的同事多次在京造访陈祖武，讨教图书和杂志的重大选题，讨教做好学术出版的良方。张发贤说：“陈祖武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人，每次拜访他总是满载而归，收获满满。”
陈祖武先生在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为同学们讲学
关于“学人”的称谓，记者向他当面求要答案。他语重心长，答案也很质朴：“学然后知不足，你不学你就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你一旦向典籍去学，向社会去学，你就知道自己有多渺小。我的总结就是，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所以我说我是永远的学人，因为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直到现在清代学术史文献也还没读完。”
当谈到学习与修身的问题，他也一吐为快：“学人修身要放大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中去，建设自我、发挥自我。并不是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从而脱离这个时代，做历史研究一定要看主流、看大势，要有大局意识。此外，做学问是一件必须耐得住寂寞的事，孤独是必然的，但当你做的学问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之后，那种乐趣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不理解的。”
无论过去如何，陈祖武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能够在书中找到兴趣所在，在成长的路中频遇恩师良人，又在新中国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并用一生的时间，专注、单纯地燃烧自己、成为自己。所以，他选择感恩、回馈，在有限的时光中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
返京前，陈祖武先生与学院师生离别合影。
直至返京的前一天，陈祖武都还在招待前来拜访的客人。交谈中，每当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他总是略微抬起头，凝神静思，认真得像一个孩子。记者找到10多天一直跟随在陈祖武身边做志愿服务工作的学生黄书问道，“你觉得陈先生除了谦逊、有礼、智慧等特点外，他还有哪些特点？”
“可爱，他还是一个可爱的人。”黄书说道，我第一次去接他们来学校时，只是简单介绍了自己，没想到老人家就特意记住我的名字。第二天我去住所接他去上课时，他乐呵呵地叫住我说，“黄书，你来了，快来吃一点柚子，刚刚才剥的，很甜咯。” （本文特别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王进教授的学术支持。）
来源：贵州日报报刊社官方新闻客户端“天眼”
编辑：刘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