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用——精神上的皈依（作者：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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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用——精神上的皈依（作者：樊亚）

来源：本站原创更新时间：2008-4-22 17:43:45 【字体：小大】

　　□ 樊亚
　　哲学究竟有何用，这是人们常常会问到或是想到的一个问题，古往今来的圣贤哲人们对此都作了种种思索和践行。美国学者路德·宾克莱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能烤面包，但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却决定了一个人努力的方向和意义，在此意义上说，哲学不但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兑现价值。”这种“哲学不烤面包”之说也曾一度甚嚣尘上，影响颇大。
　　但其实最为令人感动的一个哲学定义是十八世纪末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所说的“哲学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对此，钱钟书先生在1945年的一篇叫《谈中国诗》的演讲稿里，对“回家”的阐释是：“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当时的译文却是“哲学其实是思家病，一种要归居本宅的冲动”，明显是今天之译更为诗化一些。
　　诺瓦利斯的这句话并非仅仅是作为浪漫诗人气质的“为赋佳句强说愁”去坐而论道，而是如王阳明所强调其学说“‘良知’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的那般境况。诺瓦利斯也经历过极为深沉的生死体验，二十二岁的他曾经爱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爱得如此之深，两年之后订了婚，然而很快他这个年轻的未婚妻却因病与世长辞，这让他几近疯狂而崩溃，再加上他自幼所受的严格的宗教背景训练，故而使他能有此感悟。他的此种经历和丹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先驱之一的克尔凯郭尔几乎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26岁的克尔凯郭尔与17岁的少女瑞金娜订婚后，很快就发现他只能在婚姻和上帝之间选择其一，对此他所说的是“我选择了上帝（或译“沉默、死亡”），她选择了哭泣”，但这种极度的孤独和痛苦始终伴随了他短暂的一生。胡适说“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重极处就是死亡。印度禅修大师奥修说过，爱的本质就是死亡，而且是最为纯粹的死亡。当然这“爱”显然并不单是世俗所认为的男女所能包容的。经历生死体验的诺瓦利斯在《夜颂》中说“从没有一个孤独者象我那样孤独，我被说不出的忧心所逼，颓然无力，只剩下深感不幸的沉思”。同样，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中道“每个人都在其内心的宁静中秘密地抱有这样的想法，他是人群中最不幸的人”，当然这也许得深沉而宁静地观照自己的内心才能体察出自己极度的不幸，也才能领悟到自己所遭逢的苦痛的生活和生命本质。而对于蝇营狗苟者来说，他们在纸醉金迷的笙歌狂欢中，会认为自己是人世中最幸福的，而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是如庄子所说“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求解求灵，根本的正是求得人生真正的价值意义，找到心灵的皈依之所，也即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如何来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知道自己愚蠢就不是真的愚蠢，知道自己困惑也不是真的困惑，显见，这正与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的“知道自己的无知”、“认识你自己”简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认识（了解）你自己”这句看似普通的话语成为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思索活动的源头活水。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把他庞大繁杂而不乏弘深精密的哲学体系归结为四个基本的“简单”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但尽管他穷经皓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著作等身，仍未能彻底地解决这几个问题，这是由人之个体的有限性所决定了的，于是如他自己所说“为上帝和信仰留下地盘”。
　　要发现人生的真正永恒价值的精神家园就自然要从精神上的超越解脱说起，这也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宗教。在西方，上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这种重大影响作用已经延伸到国内来。虽然上帝不过是标准的舶来品，历史也不算很长，但这种影响实在令人惊叹。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孔孟老庄的生日，或许连他们生活时代的先后以及历史沿革也不甚了了，对于种种传统节日历史内涵也一概不知，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会也不想去关注了解，甚至连春节都要一遍遍的换算成几月几号才能确保不被遗忘。但圣诞节的隆重氛围实在教人叹为观止，几乎是万人空巷，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西方。此外很多人也不会在最为震惊和诧异的时候忘了吼上一句“My God”，然而几千年来人们喊的都是天或父母，这是如司马迁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谓“反本”，就是回归自己内心中最为深层次的依靠和本质上来，是把所呼的对象当作了精神家园。
　　但是，上帝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精神依归之所的同时，对上帝的理解并非不是问题。十八世纪的大哲费尔巴哈说“宗教（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成了唯物论者批驳宗教的一件锐利武器；有一位神学教授曾说，亚当在吃了禁果之后，就从上帝的纯真神性中异化出去了，而人的终生及终极目的就是回到这个神性当中。究竟是“神是人的异化”还是“人是从神中异化出来的”，其实这两者也许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不可分割。今天我们从《圣经》中读到的最为重要的精意就是“上帝在我心中”、“我与上帝同在”，由此说来，上帝是人的异化还是人是神性的异化岂非不是问题了？而人与上帝同在正与佛教中人人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是同样的看法，这就是说人们能否得救，能否永生，天堂地狱，成佛成魔，悉在一心。所以上帝在心中和人人都可作佛并不是胡思乱想也能见道成佛的，《圣经》中的许许多多戒条只是基本准则，而认为只要有了一念之贪哪怕没有实际行动也是有如犯同样罪之严重，这也正是如佛教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正所谓“东圣西圣，其揆一也”。《淮南子》一书中也说“圣人胜心，先圣后圣，众人胜欲”，这种成佛成圣，证见上帝的“胜心之道”，试问普天之下几人能做到。由此可见真正寻找精神家园、求得灵魂安宁与解脱也实非易事。
　　凡俗的我们，当然期望能够安顿自己的灵魂，发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意义，找到精神的皈依和真正的幸福自由。但如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超凡脱俗如庄子者，也不免喟叹“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也往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痛苦不堪、矛盾彷徨。然而，我们并非是无所作为，如行尸走肉般蝇营狗苟，而应当如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从有限短暂甚或是苦闷的现世生活中时时觉察观照自己的内心需求和灵魂安顿，不在俗世生活中迷失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超脱和幸福。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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