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编撰，迄无定论，但“诗三百”确为非常古老的歌谣合集，绝无疑问。其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覆盖整个东亚地区。
《诗经》有“经”之名，也意味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之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说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不算夸大其词。《诗经》被视为“五经”之一，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对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也有着长时段的浸润。比如，《诗经》大约在公元四世纪时东传至朝鲜半岛，而这一段传播历史，过去我们所知并不太多。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付星星的新著《朝鲜时代<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23年8月版），恰是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朝鲜时代《诗经》学发展脉络、特质与价值的研究成果，也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朝鲜半岛《诗经》学史研究”的最终成果。
大体来说，朝鲜半岛系统接受儒家思想当在公元四世纪前后，而《诗经》等儒家典籍，一直以来就是教授子弟的课本，这一教育传统，经高丽王朝一直延续到李氏朝鲜王朝（朝鲜时代，公元1392—1910）。
朝鲜时代的知识人用汉字或韩汉相夹的方式，撰写了大量的《诗经》学著作，在文献学意义上，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东亚汉籍研究的发现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曾提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域外汉籍不仅打开了中国学术的新视野，而且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材料”，从一个方面使中国学术在观念上和资源上都面临古典学的重建问题。
而《朝鲜时代<诗经>学史》一书，正是这一新学术理路下的产物，其将汉籍研究纳入整个汉文化圈视野下，从而获得更大的讨论空间。付星星的研究，爬梳讨论朝鲜时代《诗经》学与中国《诗经》学同源异流之关系，同时通过对十四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之前的朝鲜《诗经》学剖析，揭橥出其一方面尊崇并再度诠释朱熹《诗集传》，与中华本土学术主流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则对以《诗集传》为中心的《诗经》诠释亦有反思，展现出独特的学术导向。
凡此种种，读来都令人耳目一新。此外，本书还撰写了朝鲜时代六十八种《诗经》学要籍解题，全面深入地勾勒出朝鲜《诗经》学著作的文献价值与诗学价值，呈现出朝鲜时代《诗经》学是汉文化之林的独特品种，是作为中国《诗经》学对话者、比较者和批判者的“异域之眼”。
总之，付星星以朝鲜时代《诗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中运用经学与文学、历史与政教、诠释与接受等多重研究视域，将《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置于古代东亚的脉络之中，揭橥出儒家经典诠释是东亚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重要命题。本书既是对朝鲜时代《诗经》学发展演变历史与《诗经》接受与诠释所呈现出来的朝鲜知识图景的研究，也是对中国典籍建构并维持古代东亚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功能性研究，还是运用社会史与书籍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学问的学术尝试。
作者跟随其博士生导师张伯伟教授，研习域外汉籍研究有年，我虽是门外汉，但草草读完，确实感到，这一学术成果，的确是张伯伟教授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有益学术实践。
编辑：冯月成 韩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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