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在贵州省正安县安场镇页岩气LNG储配库工作（赵永章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贵阳市观山湖区吉利汽车生产基地（陈荣松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贵州贵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李衍雷 摄 贵州图片库供图）
提要：跨周期调节政策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实现目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的过程，遵循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哲学思想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累积性因果的辩证思维，而不是来自于哪一本教科书。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跨周期”。会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次会议提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持久战的视角认识”“中长期协调机制”“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依靠科技创新”等都是跨周期调节政策设计的客观环境和内生要求，“稳增长”“防风险”“长期均衡”是跨周期调节的政策目标。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跨周期，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发展环境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跨周期调节政策经历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到“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再到“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表明跨周期调节政策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实现目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的过程，遵循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哲学思想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累积性因果的辩证思维，而不是来自哪一本教科书。
跨周期调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升级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蕴含的跨周期调节理论。跨周期调节本质上关注的较长时期、化解长期积淀的矛盾和站在未来发展趋势来制定当下的有效政策和行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政策就是跨周期调节历史实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深刻蕴含着跨周期调节理论，不断形成中国跨周期调节的历史实践。
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不论从世界发展态势看还是从国内发展要求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都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
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复杂局面，面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变幻莫测、瞬息万变。我们强调要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既包括对正确开展经济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确判断经济形势的要求。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经济不波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就要持平常心，不要大惊小怪，更何况我们具有宏观调控的主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长、质量、效率从哪里来？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经济结构调整，要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是调结构这个四则运算的最终目标。”
2016年在重庆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层逻辑就是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无疑是前瞻性的跨周期调节政策体系基本要求。
跨周期调节，必须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说逆周期调节重在解决经济周期短期波动，那么跨周期调节政策的核心在于破解长期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瓶颈性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两大奇迹的中国政策实践，为中国总结跨周期调节奠定了坚实的实践逻辑基础。
跨周期调节一定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成为“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其实淘汰落后产能、降杠杆化解风险、降成本提质增效、补短板完善产业链都是跨周期调节的重点内容，就是要促进产业升级。
跨周期调节：有效衔接逆周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
系统思维的统筹是我们设计和执行政策的重要方法论。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短期稳字当头的急迫需要而进行逆周期侦测，也要考虑中期向好的行稳致远的跨周期调节，更要实现长期的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第一，跨周期与逆周期有效结合。
理解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组合模式，首先必须要理解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具体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过程。众多经济学家都高度重视经济周期根源研究。根据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3种。短周期更多是由需求侧波动造成的，诸如消费、出口、投资；中长周期更多是供给侧原因造成的，诸如技术进步乏力、产业升级缓慢等原因。
周期波动对经济伤害勿容置疑，治理经济周期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逆周期政策着力于需求侧引起的波动，短期烫平经济波动，但是后遗症也明显，诸如产能过剩、高杠杆等问题爆发。跨周期政策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着力于供给侧，旨在解决长期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技术、基础设施等关键性瓶颈。跨周期与逆周期相结合，既要兼顾解决短期经济波动，又要解决长期发展。逆周期直接以刺激消费为特征的政策，诸如疫情期间发放的消费券政策，一是解决疫情冲击下收入不足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二是通过消费券杠杆撬动效应，刺激消费；还比如推动消费金融政策等，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跨周期以中长期结构为目标的政策，诸如“国有企业三年行动改革方案”“科技政策”“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等，重在产业链供应链完善，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兼具逆周期和跨周期、有效衔接供给与需求的政策，诸如民生方面的政策，这就要求针对需求侧政策，必须坚持民生优先，解决群众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诸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基础设施等，这类政策兼顾需求侧，同时对供给侧也提出新要求，更是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内容，如长期以来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跨周期有效衔接长期规划政策。
中长期发展规划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而制定我国的发展规划，是我国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这就是中长期规划。
如何实现规划和远景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建议稿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中长期规划和远景目标的实现需要分解到相对较短周期去实现。跨周期调节政策既是衔接长期规划政策的有效手段和工具，又能衔接短期目标，充分体现了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因此，跨周期政策工具的设计一定需要服务于长期发展规划内容和目标，才能保证其政策方向性，才能一张蓝图绘到底。
跨周期调节：适度超前基础设施投资
适度超前基础设施投资是跨周期调节重要工具，既是短期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既要把握好地方基础设施需求的内生性，又要把握好稳经济与风险防控并重的适度超前。
第一，适度超前基础设施投资：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成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领会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跨周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有效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依靠财政，势必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防范债务风险也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如何平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基础设施投资稳住经济发展？这就必须追问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不同地方需要的基础设施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不把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回答好，基础设施投资就会落入低效无效状况，既增加地方债务风险，又没有推动发展。
第二，基础设施内生性：民生与产业升级。
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必须把基础设施的内生性这个问题回答好。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以贵州为例，过去10年是“黄金十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增速处于全国前列。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10年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未来的重点在于用好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使用效率是关键。贵州“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围绕“四新”主攻“四化”，需要紧紧围绕“四化”研究适度超前基础设施投资，既包括民生型也包括产业型。
民生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是贵州重点发展内容，研究和做好教育、卫生、出行、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应有之义。这类基础设施既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又是共享发展红利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教育、医疗、体育既是当下群众需求，更是群众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更具有长周期推动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基础。关系到民生的基础设施自然内生于民生需求，既要解决民生需求的短板，又要适度超前谋划民生新需求。这类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是以民生需求为导向，自然使用效率是有保障的。
产业型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紧紧围绕产业发展、转型和升级，既能在短期稳定经济，又能在未来作为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禀赋。这里面需要回答一系列核心问题，才能避免产业基础设施潮涌现象。各地产业升级的方向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决定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不同地区之间有什么差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理论，对产业型基础设施投资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逻辑体系：产业结构内生于禀赋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内生于产业结构。因此，各地基础设施投资不一样是因为产业结构不一样；产业结构不一样是因为禀赋结构不一样。基于这一逻辑，各地必须诊断清楚自身的禀赋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把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围绕新型工业化做好开发区、园区所需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投资，比如贵州大力发展新能源电池产业，就必须紧紧围绕原材料、生产和物流等关键环节研究其所需要的水、电、气、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园区公共服务改革以及产业工人职业教育。围绕农业现代化做好农产品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基础设施适当超前发展。围绕旅游产业化重点着力聚焦到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解决旅游资源转化为产业难的瓶颈型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叠加在一起的综合成本竞争。过去贵州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我们必须切实改善投资结构，强调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转向企业主导的产业投资发展模式。贵州交通大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贵州经济的交易成本，但是高桥隧比下的每公里的过路费显然高于平原、沿海地区，制约着黔货出山。最近贵州省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贵州实际，制定了《贵州省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实施方案》。该政策属于跨周期调节的典型，通过降低物流成本能够激活贵州潜在比较优势，极大壮大经济规模和推动扩大招商引资促进贵州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黄金十年”。降低单位物流路费犹如适当降低税率，不但不会降低总的过路费，反而通过壮大经济规模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弹性大于降低费率。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时效性：必须正确把握适度超前。
超前体现基础设施应该具有的前瞻性，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内生性来回答。但是为什么要加适度这一限定词？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注定政府是投资主体。政府的投资最终需要依靠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来支撑。短期税收不足，发行地方债券就是重要的融资方式。适度一词就是需要在长周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与促进产业发展形成的税收收入达成动态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坚持稳中求进”“时度效”，“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等关键词，都体现稳和适度超前的有机结合。
原文链接地址：https://h5-ddgz.eyesnews.cn/20224/29921.html
刊发时间：2022年2月21日
编辑：常草玲
责任编辑：韩晓梅
编审：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