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我校召开，这是我校人文学院教授潜心两年研究的“古苗疆走廊”重大科研项目第一次正式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课题的实施也是人文学院“依托重大课题·打造学科特色”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表现。
两年前，人文学院的杨志强、曹端波和中央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就在思考“古苗疆走廊”这个民族学研究课题。他们选择这个课题充分考虑了贵州的实际情况。
三位教授通过研究贵州文化现象发现，某些文化不独属某个民族，比如提到芦笙，大家立刻想到属于苗族，其实侗族也吹，这体现出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人文学院“古苗疆走廊”课题组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民族学有所区别。传统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的民族，把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界限分得很清楚，这种方法在贵州民族学研究中会造成“遮蔽”现象。有些文化现象是生活在这个区域内的民族共有的，那么传统的研究方法就仅研究某一个民族而遮蔽了其他民族。所以人文学院的学者们考虑把空间的概念引用到民族学研究中来。
另外，“古苗疆走廊”研究可以建构贵州文化的“主体性”认同。一直以来，贵州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比较模糊。毕节地区和云南文化联系较多，遵义地区和巴蜀文化相似。有人认为，贵州文化等同于民族文化，其实贵州有两千多万汉族，民族主体还是汉族，如果把主体性文化认同认为是民族文化，就没有把汉族考虑进去。以上原因导致贵州文化特点不突出。于是，学者们在寻找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在这条“走廊”中找到了线索。
“古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积淀，多元民族文化特征明显，族群的文化交融与互动是主流。“古苗疆走廊”的提出，一方面以历史视野，把“碎片式”贵州文化置于一个整体的空间去观察、研究和持续性关照，有助于跨“民族·族群”的地域整体性研究，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推进中国与东盟间国际交流，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贵州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为人类学、民族学及贵州地方史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展边疆理论的研究，拓展学者对于“边疆”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
这条“走廊”能把贵州文化串起来，而且能凸显贵州文化的主题，学者们觉得非常兴奋，就把这个想法和人文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沟通。“当时我特别高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终于找到了切入点。”人文学院院长陶渝苏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以把学科整合起来进行多学科的研究。
学院通过重大课题，促进学科建设，是人文学院长期以来的一个思考。学科必须具有它的独特性、唯一性，打破学科壁垒，围绕一个课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建设一种趋势。只是四五年了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因为必须要依托一个重大项目才能整合力量，形成特色。
恰好，研究“古苗疆走廊”这个想法出现了。沿着这条走廊，可以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不仅仅是民族学的，还包括地方史、旅游、文化产业、语言、文学等等众多学科。它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合作才能研究的重大项目。由于之前对这条走廊关注不够，所以研究的空白点很多，包括民族互动、文化互动情况，工程很浩大。“所以当学者提出这个想法后，我们很快达成了默契。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有利于学科的整合，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于是，陶渝苏院长把这个想法和学校领导沟通，学校领导也认为，这个项目对于学科建设、学院乃至学校文科振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给予了大力支持。
上下达成共识以后，2012年3月，人文学院领导带队赴苗疆走廊东线进行历时9天的考察。足迹遍布凯里、黄平、镇远、施秉、玉屏五个县。每到一处，考察团都先到苗疆走廊遗存地区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保存的地段很少，保存和保护状况令人担忧。当地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只知道是古驿道，但是没有整体的意识。所以，考察团积极和地方政府、学者、知识分子进行了座谈，寻求他们帮助，保护苗疆走廊;另外，和他们商讨“古苗疆走廊”这个提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地方的知识精英们众口一辞认为这个提法很合理。这样更加坚定了人文学院领导和学者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相比原来在文献上了解苗疆走廊形成的观念，这次考察更加有“实感”。通过这次考察，研究组进一步认识到了项目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召开以后，在学术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等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甚至是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苗”字不妥，有损其他民族感情;有的学者认为“古”字没必要;陶渝苏院长认为，有争论是最好的，争论证明有价值，所有学者的争议都仅停留在“提法”上面，对项目本身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我们将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好，借此打造出我们自己的学科特色，也希望有更多学者加入进来，一起研究这个项目。”陶院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