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到我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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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开始前，我校校长陈叔平向斯蒂格利茨教授颁发了聘书，聘请他为贵州大学名誉教授，并为他戴上贵州大学校徽。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演讲题为：《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Design for China’s New Economic Growth Model）。他说，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不断地用新的策略和政策，也有很好的适应性。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就需要探索新的增长模型。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新的发展模型中，最值得关注的有四个问题：
一是社会平等问题。在中国，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城市之内的不平等，等等，这些不平等影响经济平衡稳定的发展。在中国建设过程中，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因素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GDP增长为目标，而忽视其他指标。这种制度设计，就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他建议经济建设目标不仅是需要增加GDP，关键的是要能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应该是环境上持续的，在社会上也要可持续，也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
二是对环境越来越多的担忧。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快速的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会对环境造成压力，在这个阶段对于环境和资源有很大的需求，房产建设、公路建设等等，这些都会对环境增加很大压力。如果中国模仿现在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这将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三是将经济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另一个是这种高的出口增长在工业国家受到了政治的阻力，中国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因此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储备，中国有理有保持这种储备，这样能够预防国际市场的波动，如今中国的储备已经足够应对各种应急的情况。中国下一个增长点是在开发国内需求上。
四是对创新的重视越来越多。在增长模型中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技术创新，要强调的是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并不一致，所以要强调建立独立的创新体制。西方的创新模式过多的强调降低劳动的投入，过少的强调对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对于社会来说失业是个问题，但对一些企业来说高失业率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压低工资。他认为就业对于社会的和谐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分配上。降低对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会对企业有利，但是会增进社会的不平等。他还强调了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信息对创新的作用。
在我校花溪北校区新行政楼，演讲会场被慕名而来的师生和经济学爱好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师生都坐在地上或站着聆听大师的演讲，演讲完毕，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斯蒂格
64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第一位来到贵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早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执教于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教育家，是“信息经济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因在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研究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于2001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中国经济作过深入研究，多年来十分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他的著作《政府经济学》、《经济学》、《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等已译成中文出版。
